或许形容为“元年”多少有噱头之嫌，但想必没人能否认，2023年中国创新药企的出海可谓如火如荼。
这一年里，国内共发生了约70笔创新药license out交易，披露总金额超过350亿美元——无论哪一个纬度，数据都创下新高。很重要的问题是，这种现象能持续多久？
T20大会现场，同写意邀请了恒瑞医药、中国生物制药、齐鲁制药、奥萨医药、加科思药业、和其瑞医药等不同领域、不同阶段的制药公司高管，共同就中国医药产业既往20年的探索发展进行回顾与讨论。
一些参会嘉宾提及，这个突破的过程尽管漫长，好在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。而有的发言者则担忧，今天的出海爆发得益于上一个阶段的“老本”，本土创新的未来仍是一片待开垦的疆域。
那么，其中症结是什么？想要抓住下一个十年的跃迁机会，产业需要如何做？
娄 实（主持）：和其瑞医药联合创始人
徐希平：奥萨医药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
张连山：恒瑞医药董事、副总经理
谢 炘：中国生物制药执行董事，资深副总裁
王印祥：加科思药业董事长兼CEO
陶维康：齐鲁制药集团副总裁兼全球创新研发体系总经理
娄实：激荡20年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的崛起与未来——我从自己的角度解题，首先是说同写意成立的20年，也是中国医药产业不断发展的20年，考虑到前面有药渡的李靖博士带来全景回顾，我们这个环节不妨回到个人视角。
20年前，围绕着国内的医药产业，各位在做什么？那时的中国创新，是怎样的环境？大家可以谈谈各自的感悟。徐希平：20多年前，我还是哈佛大学教授，研究的是公共卫生。大家今天都知道PM2.5污染，它能够增加死亡率，而这个标准制定的核心证据正是源自我们哈佛大学团队在NEJM发表的论文。到目前，这篇文章被引近一万次。我原来还担任多年NIH基金评委，有段时间我注意到，全世界几百份申请书里很少是关于研究脑卒中的。美国过去50年脑卒中下降了80%，但在我国脑卒中是居民第一位死因而且是井喷式上升。所以，20年前我就在想，中国是否有一天能研究出一种药，能够预防脑卒中，把脑卒中的发病率降下来。张连山：我20年前做的事情，是现在大家讨论很多的降糖减肥药，在礼来开发替尔泊肽。
当时我们的想法是，怎样把GLP-1更好地做成药物。因为常规GLP-1产品的副作用很大，特别是在高剂量下，还伴随肌肉流失的问题。所以，我们把GIP活性加进去，在保证药效的前提下减少GLP-1的用量。整个过程还是充满惊喜的，我们立项时，礼来的股价还是每股90多美元，目前已经是每股900多美元。2010年，我回国加入恒瑞医药，探索创新药研发体系的建立。其实还有很多海归对国内创新药产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，特别是那些比我还早回来的，他们做出了更多的牺牲，要向他们致敬。谢炘：我之前在中药厂做了几年总经理，主要关注医保政策方面的事情，到2000年公司（中国生物制药）要上市就回集团。20年前后，我们刚好做了两件事，一件是收购了北京泰德35%的股权，当时它的销售额只有1亿多元，我们现在做到50多亿元，主要产品是治疗心血管疾病靶向的脂微球注射剂凯时（前列地尔）。另一件事是，我们把福瑞达这块OTC眼药水的生意，以2亿美元卖给博士伦。原来我们的产品市场占有率超过35%，但还是卖掉了，原因在于政策转向。当时，一个产品能不能进医保非常重要。2003年，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政协会上讲，要解决中国人看病难、看病贵的问题，我们察觉到有可能未来要开始降价，所以往创新药转型。其中跑出来的一个项目是安罗替尼，背后其实投入很多，去调研了很多机构和同行，包括恒瑞医药，和很多海归学习。2000年，我们整个公司营收规模才4亿元。这种情况怎么做研发、怎么做创药？肯定是拼命趁中国GDP往上走，先把公司规模做起来再说。恒瑞医药2002年上市，孙飘扬总很有魄力，在各地建研发中心。我们走的路子是通过并购交易，出售一些未来不一定太有前途的资产，以及跟Biotech合作，这两条路都是可以的。王印祥：我是2003年回国，那时国内整个创新药的生态和资本市场还处于早期阶段，当时CRO也不像现在一样成熟，因此不具备研发全球首创新药的环境。
2003年我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，在北京租了50平米的实验室，开始做埃克替尼。这跟我背景相关，我之前在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研究，论文、课题都围绕格列卫这款诺华开发的第一个靶向抗癌药。所以，在格列卫上市之前我就一直在实验室使用，我很早接触到靶向抗癌药，也由此产生回来创业的念头。从很小的实验室起步，慢慢把埃克替尼在2011年推向中国市场，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中国至少在2010年之前，创新药相对还是很少。我认为，2010年前后，中国才开始有大规模的创新药项目。之前，绝大部分公司还在做仿制药，在研究如何把在美国、欧洲上市的药在中国仿制出来。在过去20年，中国医药产业是从me too类的创新，过渡到Biotech做原创或者first in class的产品。2016年，贝达药业上市后，我就思考，如果想要把产品推向全球市场，需要新的平台，所以我从贝达药业出来成立了加科思。加科思成立之初就瞄准全球市场，可能我们目前并没有能力去做全球marketing的部分，但至少在研发阶段，我们希望能把产品做到全球。加科思第一个临床项目就向FDA申报，并且在波士顿建了实验室和团队。现在我们有十来个产品上临床，第一个产品已经申报新药证书，SHP2抑制剂在临床三期，其他的项目大部分都还在I期。陶维康：20年前，我还在默沙东做创新药研发，关于靶向治疗方面。我是医学院毕业的，在医院做过几年医生，后来又去做basic research，当时对做药很有兴趣，想知道药是怎么做出来的。所以，刚到默沙东前几年，实际上是一个学习的阶段。现在回头看，20年前做的一些工作是很有意义，当时找了一些新的小分子靶点。另外，我们还在技术方面做了探索。默沙东应该是比较早开始研发RNA疗法的大药企，当时我们想要把siRNA做成药。尽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，默沙东没有在RNA领域坚持下去，但对整个产业的推动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。另外，20年前我所看到的行业，对中国创新药研发几乎没有概念。直白地说，大家那时候就不认为中国有创新药研发，确实中国也没有。我记得在一次交流会议上面，我提出来说，做规划的时候，你们对中国市场怎么看。没有人重视这样的问题，马上被dismiss掉了。相反，那时候在亚洲国家，大家比较重视日本，觉得日本的市场比较大，这是在20年前。很有趣的是，到10年前，默沙东开始大规模跟中国CRO合作。从2015年开始，默沙东首次引进一款中国药企开发的抗体，包括到近些年，它也在从中国寻找ADC资产。这一点其实反映了中国创新药研发从无到有，从弱到强的一个过程。娄实：从我的角度总结，我是2003年，也就是SARS发生那年回国。我们当时跑了中国差不多Top 50的Pharma，就问它们在中国做什么药最赚钱。得到的答案是大输液，毫无疑问，这就是当时的国情。于是我们就想，我们还是海归，中国没有创新药，我们应该把它带起来。但实际上，这20年的发展，中国确实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无到有的过程。10年前，我在同写意主持一个论坛，当时我们开始讲创新药的定义，那是说真正能解决生命健康问题所没有的那些疗法。今天我们对所谓突破性疗法这些概念的理解，20年前肯定是没有的，这是一个进步。那么之后呢？下面我想请各位谈谈，在今天这个当口，中国创新药的崛起和发展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是支付吗？一个开放性的问题。徐希平：刚才我说，脑卒中是中国居民第一位死因，而且在井喷式上升，经过近20年的研究，我们发现这跟一种H型高血压有关，于2008年（我们）开发出依叶这款新药。那时创新药环境很艰难，但我们还是做完了2万多人的临床试验，相关SCI论文发了180多篇，影响因子接近2000分了。现在不仅是中国，连美国、欧洲的脑卒中预防指南，都已经把我们提出的研究成果采纳进去了。中国创新药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，我感觉部分专家崇洋媚外的思想太重，我们的市场推广能力整体比较弱。我们尽管学术上做到了世界领先水平，但如何让中国的医生和老百姓相信，中国制药企业做出来的药预防脑卒中比国外的药还好，更加适合国人脑卒中高发的人群，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挑战。张连山：关于品牌认同方面，我也有感触。比如我们的恒格列净，并不比已经上市的其他SGLT2抑制剂表现差。但是有的医生开药的时候，会选择海外的产品。我经常这么说，过去海外的药也是我做的，回到中国我做的药为什么你就不认？另外，我认为很重要的是支付问题。政府有很多政策，非常支持创新，但最终怎么实现产业长期发展？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，大家的经济实力也提高了，我们能不能从商业保险，或者地方多层次的保险实现对创新支付的覆盖，这非常重要。创新药不是做一个药就停在这里，我们是不断地创新，这里面需要投入，不断去解决临床未满足的需求。从公司运营角度讲，我们至少也要给员工发工资，这离不开价值回报。支付问题得不到充分解决，我想我们还是比较难的，因为市场对你也没有信心。资本市场已经很清楚了，我投的钱好像也拿不到我应该得到的回报，这是很现实的。谢炘：我认为目前制药行业做创新，首要局限就是资金流进的问题。我们回顾前一个周期，因为有“18A”，有科创板，一级市场的人也能挣到钱。经过这个周期后，大家基本上能分出来哪些是低效率的Biotech，哪些是高效率的，哪些人做创新的同时也能兼顾成本和效率，所以那种真正做创新又能挣钱的公司，在艰难的时候还是能够拿到钱。我非常同意张总讲的，我们要符合人性制定政策，你要挣钱，如果创新药做出来经过很多风险花了很多时间，最后定价不挣钱是，这就是有问题的，就没有人愿意做。医保支付既然占了这么大的比重，有这么强的谈判能力，如果国家制定的政策，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，把支持中国创新药的发展提到一个比较优先的位置。如果医保局还有另一个考核指标，就是要支持创新药增长，它说不定能在创新药的售价方面会做更多倾斜，让一些临床疗效好的创新药能够获得更高的定价空间。想一下，我们在座各位，无论是做原料药的，包括给我们做工厂、做配套设备的，哪个公司不需要挣钱？如果药企不挣钱就跟房地产一样，房价掉下去做玻璃也不挣钱，做钢铁也不挣钱，都不挣钱，劳动力要找工作也没有办法。所以，我觉得从源头做起，让资金流进医药行业，简单来说就是让投资人有钱挣。如果这一点做不到，同时又希望中国的创新能发展起来，让药企拿五六十亿的预算去美国做临床，这种高风险的决策对公司的投资人是不负责的。王印祥：首先把内需市场做起来，一级市场才有投资的积极性，一级市场的投资能在二级市场退出，形成良性循环。
我特别同意谢总和张总讲的，中国的制药公司刚开始要长大，需要靠内需市场把它撑起来，如果内需市场撑不起来，走向国际市场也就很难。比如电动车、手机行业，都是靠内需市场先做起来的。特别是现在的形势下，我认为内需市场更加重要。有人说2023年、2024年我们的创新药公司license out挣的钱已经超过从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融资的钱，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。我个人预测，如果内需市场还没有做起来，license out的这个势头会往下走。因为这两年license out的项目都是过去十年积累过来的，从2021年的下半年开始基本上融资额在直线下降。license out也许这两年是高点，以后可能要走下坡路。陶维康：我简单补充一下，实际上就是两端，目前可能更紧迫的是支付端。支付端怎么能合理地体现创新药的价值，特别是临床价值，对企业的发展、对投资人的信心都非常重要，这个我就不再赘述了。还有一端是研发端。研发端现在面临的挑战，尽管我们已经看到了革命性的变化和进步，但是必须承认，我们在原发创新上仍有一定距离。这么多的蛋白、靶点，包括RNA现在也是靶点，到目前为止中国自己发现的靶点转化成上市药物的没有一个。2017年到2023年first in class的药物FDA批准了143个，在中国批准的是6个，有一个还是国外公司开发的。这就是我们需要看到的差距，需要各个领域、各个方向的努力。同时，大家都知道做药贵，怎么样提高投入产出比，来提高我们的研发效率，也很重要。娄实：时间关系，小结一下：中国创新，未来可期，从面对疾病，到面对“健康”，从活着到“健康寿命-Health span” -让我们拥抱变化，影响未来，见证和参与“中国医药产业创新的崛起”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健康产业做出贡献，我们期待T30。